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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经过2个月的等待和观察，许多国家采取严格的措施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， 3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正式公开宣布为大流行。数千个活动被取消；学校，餐馆，酒吧和俱乐部关闭；运输系统处于停滞状态。

　　这些国家别无选择。病例数激增，而死亡人数也激增。意大利是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国家，医院的负担太重，迫使医生做出痛苦的决定，决定要治疗的人和要放弃的人。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在3月16日承认“这很糟糕”。马克龙当天告诉法国人民“这是战争”。

　　但是如何打这场战争仍在讨论中。仓促出台的措施在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差异很大。美国政府建议别超过10人聚会，但旧金山已下令每个人呆在家里。意大利、法国和西班牙全部封锁，只有警察或军人在街上巡逻，不过，英国的酒馆仍然开放。与许多国家一样，德国已经关闭了学校，而瑞典仍对幼儿开放。

　　政策反映了面对传染病的不同阶段，以及各国资源，文化，政府和法律的差异。但是，对于哪种方法最有效，以及如何在必要与合理之间取得平衡（尤其是经常使用），也存在一些困惑。韩国、香港和新加坡似乎在吸取重要教训，因为没有采取中国大陆的策略，它们的传染病也控制住了。然而，这些国家（地区）采用的某些策略却在另外的地方不见了：进行广泛的检测以发现病例，追踪其密切接触者以对其进行仔细的检测或隔离，和鼓励（或强迫）感染者隔离自己。

　　世卫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·阿德诺姆·格布鲁耶苏斯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，没有一点措施是足够的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社会隔离可以大幅度减少病毒传播：根据2月28日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联合访问团发布的报告，在数周内将中国肆虐的传染病病控制住隔离至关重要的。现在其他几个国家正在决定采取这种方法。

　　开始禁止聚会，有些关闭了剧院、电影院、饭店和健身房以及所有礼拜场所。德国已经关闭了大多数非必需品商店，但延长了超市的营业时间，以减少购物者的数量。在某些国家/地区，商店会为处于严重疾病高风险中的老年顾客提供全天服务。

　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，学校停课超过半数的儿童在家。这是否有意义尚在争论中。COVID-19很少让孩子生病，目前尚不清楚他们多久出现一次无症状感染并传播该病毒。停课可能会强迫更多父母留在家中。另一方面，一些孩子可能最终会被年迈的祖父母照顾，而封闭可能会迫使急需的医护人员呆在家里。此外，儿童可能会失去几个月的教育机会，许多人依赖免费的学校午餐计划。这就是怎么回事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说措施应该灵活。奥地利和荷兰已让大多数学生回家，但学校仍对在重要部门工作的孩子开放。新加坡已经将班级人数减少了一半，制定了严格的卫生措施，并安排了交错的休息时间以减少在操场上的接触。

　　有几个国家采取了严格措施：要去几乎所有人口呆在家里。1月下旬，中国率先取得成功，当时湖北省有超过5000万人。一些专家觉得，西方国家永远无法执行这种严厉的措施，但意大利对该国北部医疗体系的压力感到震惊，于3月9日开始采用这种严格的办法。在法国，3月17日开始有10万名警察开始在街上巡逻，以确保人们除基本生活外出外还留在家里。

　　其他国家则没有采取如此严厉的社会隔离措施来遏制该病毒。韩国就是一个例子，韩国的确诊感染人数从2月29日的909例下降到本周初的74例。“我们大家都认为封锁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，”高丽大学传染病专家金宇珠说。

　　韩国成功的重点是大型组织良好的检测程序，并做了大量工作隔离感染者并追踪和隔离他们的密切接触者。到3月16日，韩国已对超过270,000人进行了检测，其中许多人在由数十个检测试站组成的检测网络中进行了检测，随后又采取了其他策略，该策略可简化检测的程序并防止受感染的人暴露在候诊室中。

　　但是，由于官僚制度过于繁琐以及检测试盒存在问题，美国的起步缓慢。到3月16日，它仅对每百万居民进行了74次测试，而在韩国，每百万居民进行了5200次测试。直到本周，美国才开始大规模来测试。柏林大学医院的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·德罗斯滕说，“在欧洲，德国是领先者，每周要处理10万次以上的测试。但是其他几个国家尚未扩大测试规模。”缓慢的部署使他感到愤怒，他几乎每天都重复他的口头禅“检测，检测，检测”。他在3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，“各国无法对付这种被蒙蔽的大流行病。他们必须要知道传染在哪里。”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计算机流行病学家MarcelSalathé表示同意。他说：“在这一点上，将其控制在受控状态的国家中有100％都是这样做的，基于测试、追踪、隔离，所需要的是：找到每一种感染、跟进每一次潜在的感染，打破每条可能的传播链。”

　　即使开始做更广泛的测试，某些国家仍可能缺乏追踪密切接触者能力。在美国，工作由州和地方卫生部门负责，后者通常缺乏迅速扩大规模的资源。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凯特琳·里弗斯说：管辖范围的层级不同，测试能力存在巨大差异。”

　　2017年至201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流行防备中心人员Luciana Borio说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更加积极地吸引公众。Borio希望受感染的人，如果受到适当的教育，将能够隔离自己并询问他们最近的接触者寻求检测。她说：“我更喜欢赋予人民权力和教育，使其可以帮助他们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。”

　　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最大的问题是：何时和如何结束？爱丁堡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马克·伍尔豪斯说，现在很明显，人类不会像2003年的SARS那样摆脱COVID-19。“我们将无限期地感染这种病毒。”保持这种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将社会封锁数月之久，至少在获得疫苗之前要付出巨大的经济、社会生活和精神健康代价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现在，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通过放弃完全的封锁逐步让人们增强免疫力，并允许某些感染的发生，特别是在儿童或年轻人等低风险人群中。这就是荷兰总理马克·鲁特在3月16日的电视讲话中宣布的战略。“通过采取这种方法，大多数人只会遇到轻微的症状，我们既能加强免疫力，又能保证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能够应对，”鲁特说。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Jaap van Dissel在电视采访中解释说，目标是“滴定”控制措施，以保持对病床的需求低于最大容纳量，这是一种缓解策略。（英国政府上周表示，它也希望增强群体免疫力，但在受到压制后开始退缩。）

　　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项模型研究于3月16日在线发布，得出的结论是，即使疫情得到缓解，医疗体系仍将不堪重负，并在英国造成至少25万人死亡，在美国造成110万人死亡。该小组写道，通过结合所有可用措施，包括关闭学校和全体居民的社会距离来抑制病毒，是“当前唯一可行的策略”。

　　它确实提出了一种方案，其中可以偶尔放松这些严厉的措施，然后在病例数再次开始攀升时重新实施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人们仍旧能增强对病毒的免疫力，但是要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爆发而不是大规模爆发。这可能不是一个着迷的方案，但是可能没其他选择。正如疫苗联盟负责人流行病学家塞思·伯克利所说，“您不能说地球必须停止一年或两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