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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，是新中国建立后几代人的追求与梦想。怎么样才可以梦想成真？经济学家通常认为，有两个条件至关重要：一是整个社会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水平要比较高；二是体力劳动者要知识化。尤其是后者，人们更为看重。没有劳动者的知识化，工业化和现代化无疑是一句空话。

　　要让劳动者知识化，政府就得有鼓励“知识化”的相应办法。比如收入分配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杠杆。前些年，我们一度出现过脑体倒挂，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，结果是“读书无用论”四处泛滥，不少人弃教从商、弃学从商。可这几年，知识的价值却一路看涨，于是不少人又重新拣起书本，返回校园。时下，追求高学历，似成时尚。各高等学府，考硕、考博的学子，热情空前高涨，可谓连年爆棚。何以如此？说白了，就是现在有学问的人，赚得了大钱，知识分子的高收入，产生了示范效应。老百姓不是说了吗：“如今的社会，是挣钱的不受累，受累的不挣钱”。这话很朴实，道理却很深刻。现在是知识经济的时代，没有起码的知识和技能，别说发展，连生存都越来越难了。知识改变命运。这样的事古即有之，但于今尤甚。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技术越来越先进，设备越来越复杂，对经济的贡献慢慢的变大，所以讲：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。但不管多么先进的生产力，总得有人掌握才行，那些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更有可能占尽先机。一个简单的例子是，要是用毛驴车来搞运输，受不受教育其实无所谓，只要能招呼牲口就可以了；可如果发展航空运输，非得有一批飞行员不可。再比如，现在有更多的企业，用电脑来记录和处理商业信息，这就减少了对文件柜的需要，于是，电脑程序员成了热门职业，而文件柜管理员则无人问津了。在收入方面，越是高回报的行业，越有能力采用新技术，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就更高，待遇就更好；相反，那些老“行当”，则急于告别过去，谋求“升级”，因此，非熟练工种，没人要不说，还开不出好价钱。这是大趋势，现在已经看得很明显了。

　　高工资从哪里来，说到底，是因为有了知识和技能，劳动生产率更高一些。这一点，已经被统计资料所证实；有好几个西方经济学家，还因为这方面的研究，得了诺贝尔奖。其实，马克思也说过，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。但至于到底是多少倍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一个上过大学的人，与目不识丁的比起来，是以一当十，还是以一当五，马克思没说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，也没提供类似的计量工具。因此在做宏观分析的时候，人们更倾向于将知识和技能从劳动者身上分离出来，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来考虑。相应的，劳动则被看做是同质的，只有量的分别，没有质的区分。本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丹尼森，他在分析经济稳步的增长时发现了一个问题：就是有很大一块增长率，单纯考虑资本和劳动的增加，解释不了。比如1929年至1948年，美国GNP的年均增长率是2.9％，其中只有48％是资本和劳动增长的贡献，另外的52％是如何发生的，似乎无从说起，被称作“丹尼森残差”。残差的存在，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很大的兴趣，人们纷纷在资本和劳动之外，寻找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新源泉，并逐步形成这样的共识：知识和技能的积累，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第一要素。丹尼森称：美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，有近40％应当归功于“知识的进展”。当然也有人说，这个估计太高了，只有25％。但不管是40％还是25％，比例都是非常可观的。

　　把知识和技能与劳动分开，完全是为分析的方便。实际上，二者是不可分的；知识只有被人掌握，才能在生产中发挥作用。对个人来说，这个作用体现为增加收入，对社会来说，则能扩大总产出。这就是说，知识和技能也具有资本的性质。正是基于这一点，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，呼吁人们增加这方面的投资，提升人口的资本含量。不过在当时，这一个话题常遭人误解；把人看做是同机器一样的资本，把富有文化和道德意味的教育，看做是一种投资，跟赚钱联系在一起，不啻为一种“罪过”。现在则完全不同了，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，戈尔和小布什竞相推销自己的施政纲领，承诺要改善工人的教育条件，提高技术水平，并大大方方地使用人力资本这个词。要是倒退20年，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这会冒犯很多人。世界在变，人们的观念也在变。知识和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，终究是冲破了观念的樊笼，得到了世人的推崇。

　　千百年来，人类改善自身的福利，一直是借助于各种工具，来开发外部的世界，时至今日，则要转向开发我们自身了。这将意味着，人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，最终将成为一回事。对这个命题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会思索很多，但最令经济学家欣慰的是，这给经济发展开辟一块新天地：自然资源的约束就在眼前，而智力资源，至少现在还看不到它的边界。谁能在这样的领域取得成功，谁就能够轻松的享受新的繁荣；而沿着原来的老路走下去，没准一睁开眼，已经被外部的世界所抛弃。由此想到一小故事，有夫妇俩，日子过得很惨淡。妻子一肚子怨言：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丈夫大惭其愧，一咬牙，外出打工去了。每个月领了薪水，留下基本的生活费，其余都如数寄回；自己则衣衫破旧，面容憔悴。一年后，此兄回到家里，看到妻子穿金带银、衣着鲜光，很有成就感，问道：“现在你总该满足了吧？”“是的。”妻子回答说：“只是你与我不般配了。”这当然是个笑话，但很有哲理。在人类自身和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之间、在人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之间，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呢？问一问我们的工人农民，他们的感受可能更深一些。

　　当把人口作为是一种资源考虑时，它的质量甚至比数量还要重要。舒尔茨讲：用数人头的方式来衡量劳动，就如同按机器的台数来计量资本一样，是不合时宜。确实如此。中国经济要保持持久的活力，实现社会的进步，不仅需要控制人口总量，更得提高人口素质。这是个大课题，但不管多难，我们都得想办法破解它。（王东京 张宝江 朱汉清）